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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女校长和“大山里女孩”们的高考季

发表时间:2020-07-07 15:11

  7月4日凌晨5时15分,张桂梅在一间学生宿舍中醒来。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平时,她和一名学生赵思翎(化名)住在这里。

  一睁开眼,张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头疼欲裂。她没敢发出声音,用手示意宿管员过来,从床上捞起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十几块钱的土黄色外衣,黑色裤子,十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处贴着膏药,痛苦地抱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张桂梅摸出枕头边的黑框眼镜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艰难地扶着墙离开了宿舍。18岁的赵思翎睡得正熟。还有两天,赵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场。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学。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 张桂梅说。

  “周扒皮”、“老大”、“张妈妈”

  赵思翎是一个圆脸,戴着眼镜、性格安静内向的女孩。她出生在华坪县一个偏僻的村落,11岁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亲终日酗酒、打骂母亲。

  张桂梅知道这些情况时,赵思翎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她把赵思翎的父母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然后让女孩搬着床褥跟自己睡一间宿舍。丈夫早逝后,张桂梅一生再未结婚,无儿无女,每天住在女高,与学生同吃同睡。

  这间宿舍原本还住着几个女学生。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高血压等17种疾病缠身的张桂梅有时疼得夜里呻吟,她担心学生害怕,叫她们搬走,只留下了赵思翎帮她叠被子、收拾内务。

  赵思翎想考到东三省的大学。“我们那个村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干农活了。只有靠学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这所女子高中,有贫困或者单亲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却冲着学校的名声来的。在这里,相继考出了浙大、厦大、川大、武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学生,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张桂梅既是后勤,也是保安。她的脸色枯黄干瘦,眼角、额头和腮帮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碎落,额前的刘海遮盖着一个拇指大小的肿瘤,由于长期病痛,身体几乎瘦成了骨架,但说起话来却语速疾厉、逻辑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床后,她总是佝偻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栏杆,费劲挪动着关节变形的脚,负责照料她生活的学校职工准时等在宿舍楼下,骑着摩托车载她去教学楼。趁着学生没起床,张桂梅摸黑一个个打开教学楼的灯。

  凌晨5时30分,天空露出一丝曙光。张桂梅提着喇叭来到教学楼的三楼,“姑娘们,起床了!”楼下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头,快点呗!”涌入教学楼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提高了声音,“ 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有的学生冲进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轻轻拍了下学生的肩膀,“别怕,灯都打开了,我走过了一遍,很安全。”20分钟后,等到每间教室传来了读书声,张桂梅再把整座教学楼的灯一个个关掉,查一遍早课。

  早上6点40分,张桂梅回到校长办公室,手上提着从各个教室搜罗的垃圾,用黄色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地上。儿童福利院的人员每天定时来取,能卖十几块钱。他们同时也给张桂梅送来早饭,一碗绿豆粥和两个包子。

正在吃早饭的张桂梅,这是她难得的清闲时刻。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正在吃早饭的张桂梅,这是她难得的清闲时刻。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这是张桂梅难得的清闲时刻。她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喝着粥。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校长办公室陈设简陋,放置了四张办公桌、一排书橱、用来会客的两个长木椅和一张方桌。墙上挂着装裱仔细的书法,“天下为公,为天下母;赤子好学,女子好学。”

  伴着这顿早饭,张桂梅吞下了12种药物,包括颈痛片、骨疏康胶囊、风湿定胶囊、六味地黄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里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舍得吃肉,省下工资塞给学生,这几年,一吃肉她便会呕吐。

  对她来说,进食是为了吃药。这些药物更多是为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药一天能用掉2盒,为了省钱,她只好白天贴,晚上不贴。胳膊上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只能强忍着,脚上、背上就抹痛风型凝胶。

  在学生面前,她小心地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凌厉、蛮横的老太太,学生们叫她“周扒皮”、“大魔头”,也有人喊她“老大”、“张妈妈”。

  女中的墙上没挂过校规校纪,制度却“残酷”至极。比如,女生们一律齐耳短发,身穿红色校服,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个小时能外出。为了不让学生有情绪,女老师们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浓妆艳抹。

  学生们每天的午饭时间只有10分钟,需要完成从打饭、吃饭、刷碗的整个流程。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为了不让她们把时间浪费在聊天上,张桂梅用大喇叭放红歌,声音几乎震裂了食堂。

  吃完饭,学生们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张桂梅站在宿舍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晚上下了自习,张桂梅再次清点一遍人数。离高考越来越近,一个学生腹泻请假去医院,她坐在楼下等了40分钟。一个高三班主任说,班里11个学生请假回家了。她立马发了火,“明早6点不回来,把她们的铺盖收拾出来,让她们滚蛋。”

  每年的这个时候,张桂梅总是吊着一颗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养出一个清华或北大的学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每次做课间操,就在教学楼下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张桂梅说。当记者问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么?她的泪直直地掉下来,“我们几乎付出的是生命。”

  “我有一个梦想”

  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跟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后与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

  年轻时,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裤子、红色上衣。丈夫买她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以补贴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坪县,担任民族中学教师。

  彼时,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资,交了她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

  2001年,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

  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觉得,她的想法很幼稚,“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她还是放弃吧。”

  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张桂梅没死心。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后,面前站着省妇联主席,给她拨了2万元。

  2007年,张桂梅作为丽江市两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两个洞的牛仔裤引起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

丽江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丽江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项目启动同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五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中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他们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她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每天早晨查完课,张桂梅返回校长办公室仔细记录。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每天早晨查完课,张桂梅返回校长办公室仔细记录。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中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中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中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中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中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中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中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张桂梅监督学生们做课间操。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张桂梅监督学生们做课间操。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有的父亲不让女儿点灯复习,怕浪费电。“我真想砸死她爹。”她恨恨地说。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到在地上。

  去年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张桂梅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张桂梅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实习生卓曼曼

  责任编辑:黄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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